国有企业应当有进有退，应当退到那些风险大、投资大，要举全国之力又涉及国计民生的领域，其他的竞争性领域为什么不能交给民营经济呢？现在来看，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最重要的途径就是混合所有制。

经济学家分析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社保体系不好，收入分配不平等，城市化不够等等。这是一个方面，现在到底能不能真正发生改变，我们有待观察。

这是第一个市场化的特征。一般经济学家说政府干预金融活动肯定不好，因为它降低效率，你不知道，市场才知道应该把资金配置到哪，价格定在哪，这是市场决定，这个理论上是对的。所谓二元悖论，就是在二大目标之中，如果你要牺牲一个，你会牺牲哪个？肯定是调结构不那么重要了，调结构调不过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就有问题，但这是三五年后的事情，有可能就是继任者的事情，不是我的问题了。所有的行政资源都用来动员资源，投入经济活动，招商引资各种做法。但是我们看到其它结构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比如说消费占GDP的比值下降等。

只有同样快，甚至更快的时候，你的消费才能赶得上GDP的增长，你的消费占比才能不断上升。因为凡是搞投资的，搞出口的，搞生产的，他们得到了额外收益，所以他们的活动非常活跃。一是增长机制的转换，是利益格局的转换。

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成为企业竞争的重点。推动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更加透明，强化预算约束。当时银行业已"技术性"破产，国内的争论集中于先剥离不良资产，还是先建立有效的银行运行机制。四是政府管理能力不足。

经济增长的逻辑面临根本的改变，与此相适应的体制、机制，也需要全面转变。欧债危机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我国宜借助金融市场的动荡，理顺金融领域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构建多层次、分工合理、界限清晰的金融风险分担和应对体系，促进金融体系向更加市场化的方向演进，推动货币调控和金融监管适应金融体系变化的转型。

政府既需要引导这轮伟大的转型，更要实现职能的转变，弥补社会服务不足，转向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提供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可通过财政贴息等方式鼓励金融机构发放兼并重组贷款，取消政府对兼并重组的不必要前置审批。只有通过较充分的存量调整，才能触动和改变现有利益格局，才能倒逼相关领域改革。金融资源的错配，进一步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在实体经济缺乏明确投资方向的时候，财政的带动作用有限。经过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速已有所下降。二是更加清晰界定公民权利，激发企业家精神，允许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市场定价，释放市场空间。一是通过增加国有资产利润上缴比例，减持国有资本等方式，构建有效的社会保障、救助等安全网，是短时间内不引发较高通胀、提高社会结构承受经济下滑能力的方法之一。

为了把经济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在相当长时间内过度使用需求刺激政策，延缓了经济转型，原有的经济结构矛盾进一步积累。最终证明，只有剥离银行的不良资产，才有可能建立有效的银行治理机制。

确定原有融资平台边界和后续融资等处理方案，明确三方在承担最终损失方面的责任和分担机制。在明确历史债务的处理方式、强化地方政府的债务约束方式以及公开披露政府资产负债表和财政收支基础上，可考虑试点地方政府在银行间市场自行发行债券。

三是重塑政府和市场关系。房地产、金融领域的调整，都比较容易引发三个领域的共振，产生全局性的被动紧缩效应。过剩产能的调整是金融体系不得不面对的资源重新配置过程。二是可通过外汇储备的运用，结合人民币国际化，鼓励企业走出去，支持国际新兴市场国家加速工业化进程，客观上增加对我国的需求，主动构建适合我国需要的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平缓我国去产能和去杠杆的速度。我国需要理念和制度体系的根本转换，需要重塑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资源已较充分使用的经济环境中，实体经济的"去杠杆"， 消除政府不合理的隐性担保，是建立市场合理激励约束机制、实现经济转型所必需的。

三是加快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明确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权、事权关系。国际上，从中等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普遍出现国债负担率跳升的现象。

2008年以来，我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持续上升，5000户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接近62%，各类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已达到166%，处于较高水平。同时可允许银行更大幅度地核销，对于缺乏现金流基础、且具有公益性质的项目，中央和地方在一定规模额度内，发行较长期债券进行替换，降低地方政府债务的利息成本。

对于现有的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在经济合理性分类的基础上，可通过对部分有现金流回报基础的资产进行资产证券化。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

财富本质上是能给人的生活带来便利的能力总和。但高成本的背后，也反映了政府过度干预、垄断等人为因素，是"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粗略计算，我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已处于40%-60%之间，地方政府的现金流越来越紧张。原有的增长体系和潜在的新增长体系已都在竞争社会资源。

当前阶段，充分利用我国现有的土地（推动农村土地的确权、流转，推动租值上升），国有企业效率提升（抑制垄断，提高国企效率，引入混合所有制乃至从竞争领域及时退出），借助网络大数据等带来交易便利，打破内贸市场的地方和市场分割等。在风险处置过程中，应尽快明确"新老划断"。

实体经济的调整，将给金融体系带来一定程度的动荡。  基本判断 1.需求政策空间有限，有效性下降 在缺乏存量调整和供给侧改革的环境中，所能允许的经济波动越来越窄，宏观经济调控的空间越来越小，总量政策越来越无效，不得不借助部分行政性调控工具。

当前实体经济资源的重新配置，产生合理的经济结构，是金融体系安全的最终、最有效的保证。2008年之前，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负债占社会融资总额的一半左右，2009年以来，则下降到25%-30%左右。

中国经济面临最大的挑战是转型。当然，如果不承认，或者市场没有及时面对这个现实，则可能发生资产定价错误，产生政策失误，从而给经济运行带来风险。我国的财政赤字率已达到2.1%左右，考虑到近期地方债务的快速膨胀，财政债务空间也不大。但路径依赖、原有资源配置对新结构的制约、转型过程的"破""立"关系把握，都给中国经济"脱胎换骨"带来难度和风险。

四是借机推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垄断行业改革。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增长、转型和风险 潜在增速下降只是需要面对的事实。

包括政府对市场准入的行政审批，对价格特别是要素价格的行政管制，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行为，管理企业的个别风险等。考虑到金融调整具有自我加速的特点，当且仅当实体经济已进行不可逆的"去杠杆"，且开始建立起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时，就宜大幅度放松货币，隔离金融体系中的不良资产，切断金融系统的自我恶化对实体经济的不必要损害，使金融系统能正常发挥作用

较低经济增速是与资源状况相适应的，是可持续的，能实现资源充分使用的，特别是能保证充分就业的。但这只是需要面对的现实。